跨界太极学术 | 许苗苗：从定位到无界——媒介与都市空间的生成

从定位到无界

——媒介与都市空间的生成

许苗苗，《从定位到无界——媒介与都市空间的生成》，《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3月

【摘　要】媒介与都市空间关系紧密。20世纪以后，城市规模急遽扩张，对城市空间的关注从建筑规划领域拓展到历史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等领域，曾被看作单一均质的空间转而具备多样性。在众多城市理论中，从媒介角度出发关注城市空间的思路尤其值得瞩目。媒介与城市空间的关系体现在几个方面：从信息传承角度将城市自身视作媒介；从交通、照明、报时系统出发看媒介增添城市吸引力的方式；从信息技术的加速助力看城市空间的表达力和创造性；从媒介表征体系解读公众对城市的体验和认知。互联网具备强大的表现力和传播力，它抹平城市空间中经历与体验、介入与建构之间的区别，更改城市空间的生成次序，以网民自身的行动记录构造城市空间边界，使符号在场与实体在场对于城市空间同等重要。互联网提供的这种总体认知模式，将后现代语境中分化、多样的都市空间转换为虚实无界、个体感知与虚拟体验融合的都市空间。

【关键词】媒介；互联网；都市空间；空间认知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北京都市空间与新民俗研究”（16WXB006）；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北京的城市文化空间结构与功能研究”（2016A3656）

【收稿日期】2018-11-07

【中图分类号】Ｇ122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0-5455（2019）02-0017-07

“刚才去家附近沙县小吃打包午饭，偶遇一个朋友，只好互相装作没看见。毕竟都是有朋友圈的人，十一这几天他应该在法国，而我应该在马尔代夫。”①这是一则颇为流行的微信笑话，在网上众多机灵文字中，它说不上多么好笑；但生命力却很强，几乎每到节日都会在朋友圈里重现。虽然文字简短，却连缀当代都市的多个层面：一边是日常生活空间，经济、快捷、随处可见的“沙县小吃”；一边是理想休闲空间，奢华、时尚、令人艳羡的“法国”“马尔代夫”。虽然笑点在于利用媒介表现与日常实际的差距进行自嘲，但它也传达出一种新的看待和判断空间的态度：将在线打卡、地点标签等虚拟空间的定位标志默认为真实处所，网络信息被接受为确定位置的方式。所谓真实与虚拟空间的界限逐渐不再截然两分。

01

空间的增长与理论的增长

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可以追溯到约一万年前左右②；但在漫长的历史中，它却只是一个“小角色”：“据估计，1800年世界人口中只有3％的人生活在城市。”③不仅人口不多，在人类社会形态发展中，城市也多半是作为一个聚落空间、一种容器，去满足居住、交通、权力机构布局等需求。据城市史学家彼得·霍尔考证，直到1909年，作为“第一批城市规划方案”之一的“伦敦LCC议案”，其城市空间规划依然集中在以道路和房屋建设为主的功能安置上。在这种思路下诞生的城市，被霍尔称为“杂道之城”④。

①http://www.haha.mx/joke/1974774. 

②［美］马克·戈特、［英］莱斯利·巴德：《城市研究核心概念》，第109页，邵文实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

③Allan G Johnson, Blackwelll. The Blackwell Dictionary of Sociology, 1999: 307. 转引自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序”，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④参见［英］彼得·霍尔：《明日之城》，第三章，童明译，同济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但其后百年内，城市规模和城市理论都迎来了爆发：城市人口“1900年，上升到14％；到1975年，上升到41％；预计到2025年，将有60％的人生活在城市”①。在规划领域内，“田园之城”“公路之城”“纪念碑之城”“塔楼之城”等新型规划理念高潮迭起、各领风骚。城市从原本以“人口相对密集的中心区域及周围的农产品供应空间”转变为“多中心大都会区域”②，对城市空间的认识也随之扩展。城市空间不再单纯，人们从不同角度对其再定义和再生产。

建筑师和城市规划者在空间的人文解读方面打开了路径。凯文·林奇在城市功能之外提出城市面貌的重要性和可变性，以艺术品的要求看待城市景观。在开创性的《城市意象》一书中，他指出景观价值与城市其他功能同样重要。因此，赋予城市视觉形象值得作为一个特殊且新颖的问题提出。他以“可读性”概括城市清晰的外在景观，认为街区、标志物、道路是使城市“可读”的因素，通过它们，城市可以被认知进而通过视觉领悟形成完整形象。“城市意象”的想法源自保罗·斯特恩对艺术品应具备“外显型”，通过形式语言创造意象的要求。③城市在一系列外显的、可读或是可见的外在形象基础上，吸引居民、行人、游客的视觉和听觉，使其参与城市。由此，不同的零散外在形象连缀成为连续的印象，观察者得以排除干扰，形成独特的城市意象。扬·盖尔将心理感知与城市规划联系。在《交往与空间》中，通过观察城市人步行、逗留、集中或分散等行动方式和生活轨迹，从建筑外部空间对人际交往的引导和影响入手，探索空间边界与行动边界的相互交融以及城市公共空间如何成为宜人的场所。他认为，人的心理感知受到外部空间的影响和暗示，因此，社会关系与建筑布局相关，其间涉及知觉、交流与尺度问题。“在各种交往场合中，距离与强度，即密切和热烈的程度之间的关系可以推广到人们对于建筑尺度的感受。”④

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

作家则始终将情感和想象力倾注于城市，在真实和虚幻间创造出意味深长的空间。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中，以隐喻方式列举出城市与记忆、符号、欲望等的联系。虽然这些虚构的城市如梦境一般不可捉摸，但他讨论的却是现代城市和城市生活，并试图引发人们对某个城市或泛指意义上的城市的反思。乔纳森·拉班在《柔软的城市》中指出，城市在人工建筑物质环境也就是硬性印象之外，具备柔软特性。这种柔软邀请人们对城市进行重造，打上与个体身份相关的印记，“固化成你能生活在其中的形态”⑤。正是人类感知使城市空间带有极大可塑性，城市形象柔软多变，从生硬的建筑转变为带有个性情感的对象。

在日益发展并壮大的都市空间话语体系中，空间也被置于政治权力、经济组织、社会历史变革、后现代体验等不同视域中。

福柯《另类空间》⑥从逸出社会常规秩序的角度定义“异托邦”。通过回顾历史上空间的变迁，揭示从“定位”到“广延性”再到“位置”的渐次推进。在这个过程中，空间从静态的点变成动态的轨迹，再转变为社会关系结构的组成部分。被称为“异托邦”的另类空间与“乌托邦”一样需要借助想象力，但它存在于现实社会。在以“位置”看待空间的视野中，需要关注周边关系，多数空间顺应环境，构成规则的一部分；而“异托邦”则指墓地、舞台、婚房等具有特殊规则或禁忌、溢出环境规则的空间。异托邦内部有独特的秩序、时间和边界，这使其成为能够对抗外部规则的独立系统。

福柯

列斐伏尔在起始于1970年代初的“空间的生产”系列研究中声称：“我们已经由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⑦这种转换源于社会生产力自身的增长以及知识在物质生产中的直接介入。相关知识最后会成为有关空间的知识，成为空间之整体性的资讯。空间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生产。在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下，空间被用来生产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空间既是生产资料、消费对象，也是政治工具并可能引起阶级斗争的介入。空间不是像规划理论暗示的那样客观纯净，而是政治性的，充斥着意识形态。因此，建筑设计、公共建设、城市规划等，都可以成为权力博弈和自我强化的手段，同样也可以为资本主义再生产提供援助。

①Allan G Johnson, Blackwell. The Blackwell Dictionary of Sociology, 1999: 307 。转引自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序”。

②［美］马克·戈特、［英］莱斯利·巴德：莱斯利·巴德：《城市研究核心概念》，第109页。

③参见［美］凯文·林奇：《城市意象》，第2、3页，方益萍、何晓军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

④［丹麦］扬·盖尔：《交往与空间》，第71页，何人可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年版。

⑤［英］乔纳·森拉班：《柔软的城市》，第2页，欧阳昱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美］迪尔：《后现代都市状况》，第203页，李小科等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⑥［法］福柯：《另类空间》，载《世界哲学》2006年第6期，部分参见文章提要，王喆译。

⑦本段引文及观点总结参见［法］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王志弘译，见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第47-58页。

列斐伏尔

列斐伏尔从政治、经济角度解读权力施加于城市空间生产的方式从不同方向上启发了后来的学者，索亚和哈维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对于索亚来说，列斐伏尔的解读开拓出空间的无穷潜质，令人信服地将“历史性、社会性和空间性联合论证在一个超学科的三元辩证法之中”①。但是，索亚认为列斐伏尔依然是将空间作为主体或客体看待的，空间相对独立、边界清晰。而他本人则试图在第一空间（作为主体的物质性的）和第二空间（作为客体和精神对象的）之外，开拓第三种空间认识论。索亚所谓的第三空间带有典型后现代特征，是一种以包容、杂糅、汇聚和开放态度来看待空间的方式。对于哈维来说，列斐伏尔城市批判中所运用的辩证方法同样具备启发性。由列斐伏尔有关城市权利的思考出发，哈维探索了作为集体权利的城市权利，并认为城市居民在建设城市的过程中也在改造自己。他从资源配置的角度对城乡差别的消逝、城市空间的运用提出主张，指出社会生产实践创造出共享资源的社会关系，环境本是一种共享资源，却常常在城市生活质量的形态下被商品化。②

城市空间在人类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价值逐步提升；相应地，对其关注也逐步从具体走向抽象。空间研究从建筑和空间形态给人们留下的视觉、心理印象拓展到权力对空间的控制、塑造和利用，资本对空间资源的配置、空间价值的生产和销售以及空间和城市居民之间的组织、安置、抵抗和逃逸等社会关系领域。

02

媒介里的都市空间与媒介都市空间

在望向城市的多重目光中，从媒介出发考虑城市空间的界定、生成、创造以及体验的思路，在今天媒介经验大幅度占据日常生活体验的时代尤其值得瞩目。这里不得不提到媒介环境学的重要地位。对城市空间的关注起步于建筑技术和空间规划；但随着媒介技术的提升和媒介概念的拓展，人们认识到信息传播技术是现代城市成为可能的必要因素。这一视角转换与麦克卢汉于20世纪中后期提出的“媒介即信息”“人的延伸”、以身体部位比拟媒介的说法分不开。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互联网从专业传播媒介走向日常生活，曾经集中于特定领域的传播权力和途径日渐泛化，传播过程涉及的变量增加，被技术、资源所遮蔽的个人交互的重要性提升，麦克卢汉有关媒介的表达与互联网时代的媒介角色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性。他和伊尼斯、波斯特、波兹曼等人的理论围绕无所不在的媒介对人类感知行为方式的塑造，媒介对人类生活的加速和对生产方式以及社会文化整体的变革展开，因此被称为“媒介环境学”或“媒介人类学”。

媒介构成周边的环境，媒介构成我们自身。对于媒介在城市定义、城市空间和城市生活中的作用，早有一些研究者涉及。在麦克卢汉等人之后，将“媒介”“信息”和“空间”联系起来的视角则更为自然。城市研究中表达出的媒介与城市的关系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从信息容纳传承角度将城市自身视作媒介；从交通、照明、报时角度看媒介增添城市吸引力的方式；从信息技术加速看城市空间的表达力和创造性；从媒介表征体系解读公众城市体验，即城市空间的共情能力。

作为人类信息和文明集中汇聚、存贮、传播的容器和手段，城市自身就是媒介。“城市从其起源时代开始就是一种特殊的构造，专门用来储存并流传人类文明的成果；这种构造致密而紧凑，足以用最小的空间容纳最大的设置；同时又能扩大自身的结构，以适应不断变化的需求和社会发展更加繁复的形式，从而保存不断积累起来的社会遗产。”③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中从历史缘起阐述城市在人类文明承载和传递过程中扮演的媒介角色。通过对城市和媒介发展史的追溯，人们发现，不仅城市自身就是媒介，它的态和发展乃至人们对城市的定义和体验方式，都离不开媒介各种形态的参与。二者之间的关系远比想象中更为紧密。

从人员和信息无比密集的城市空间，到紧张接驳的城市时间，乃至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在城市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媒介孕育着城市的方方面面。交通工具、照明和报时系统加强了城市自身的优势，使之越来越具备吸引力，就像一块磁铁般将周边的空间和资源吸引过来。

①参见［美］SOJI：《第三空间》，“译序”，陆扬等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②参见［美］戴维·哈维：《叛逆的城市》，叶齐茂、倪晓辉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③［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第33页，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

交通工具是参与城市初期选址以及后期规模与媒化拓展的重要媒介。尽管城市透露出人类从生产生活方式上挣脱自然的欲望，大多数古代城市依然与村庄相似，发端于大河河谷地区。这不仅是由于富庶地区人口密集，发达的农业生产力提供支撑城市运作的剩余产品，也因为水运是早期人类远距离交通运输的重要方式之一。①城市本身依赖资源和信息交换，它的形成、建设和工作组织需要发达的交通体系。步行、车马道路、水力航运，甚至现代城市的公交体系、私家轿车和飞机等，交通工具帮助人们的足迹在不同地点间穿梭，从而完成对城市至关重要的交流，人类的劳作和武装能力随交通延伸。更晚近时期，机械化、电气化交通工具和高速公路将城市生活和社交从邻里带入居住社区和城市娱乐功能区，将消费从市集带到街头小店、商场、大型购物村的消费空间……在这一系列过程中，交通媒介串联起城市运作的方方面面，使城市空间不断扩张和蔓延。

照明与报时系统将得到延长且精准一致的时间概念贯彻到城市中，使其在巨大的空间内实现同步协作。“（15世纪的城市里）工作时间由市政大厅的大钟控制，或者更夫摇铃……在一年四季里，市民的工作时间差别很大。在纽伦堡，最短的工作时间是每天７小时，最长的是13个小时。”②“中世纪的城镇没有足够的或根本就没有街道人工照明。巴黎的市政府在1524年第一次尝试解决这一问题，每天夜晚9点都有喇叭通知市民在自家窗户上放置点燃的蜡烛。”③通过照明系统和时间控制，有效延长了城市的生产和消费时间，把城市变成更强大的经济体。这种强大的生产力也吸引了更多资本和资源投入，从而使城市自身获得加速扩张。在17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巴黎成了第一个能够在天黑之后让街灯一直亮着的城市——灯之城，也成了第一个不夜城，日落后室内外的公共生活依然不会停歇。④城市空间和时间受到控制、改变或扭曲，它们使城市与乡村变成差别巨大的两种空间。炫目的城市不仅拥有24小时不间断的强大生产力、不间断的消费需求，也制造出一项能够充分表达人类能力的现代特异性景观：“城市夜景”。

城市可以看作文明的容器、资源的磁铁，也扮演着技术加速器和文化创造者的角色，不断调动人们对技术的更高需求。城市空间形态是媒介和建筑技术大发展的外显。电梯使密集的人群不断向上叠加，造就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高低错落的天际线也因而成为当代城市一大特色景观。电话、互联网等通过一系列高速、清晰、低损耗的远距离传递，实时沟通全球城市，实现空间压缩，并将零落在地球各个经纬度上的城市以信息技术勾连成同一空间。城市的优势资源促进技术进步，技术的加速则成就城市的生长和膨胀。超高写字楼就是城市空间中集技术进步之大成者。国际通用的办公软件、全球连通的电话会议、不分寒暑的空调系统以及24小时服务的外卖送餐，成功使楼宇具备对抗自然节律的强大力量。虽然地基依然深植于某座城市，但没有哪个写字楼属于“地方”，它具备脱离地理位置的超越性，是凌驾于全球的“写字楼空间”。这个空间因占据都市繁华处制高点而具备超越性，代替自然山水，成为城市中触目可及的物质景观。它所具备的文化意味来源于莱特·米尔斯“白领文化”对当代城市工作性质的分析，大卫·布鲁克斯“布波族”对当代城市生活方式的描写以及笔者“写字楼阶层”对当代城市信息身份的解读。⑤因其独立性、可辨识度和通行性，写字楼无论在外形还是文化方面都堪称国际大都市的标准语汇。

①参见［美］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第一章，王旭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第76-77页。

②③［美］马克·吉罗德：《城市与人：一部社会与建筑的历史》，第73页，郑炘、周琦翻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年版。

④［法］若昂·德让：《时尚的精髓》，第158-159页，杨冀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

⑤以上关于新都市文化阶层的进一步论述参见［美］莱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周晓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美］大卫·布鲁克斯：《BOBOS布波族：一个社会新阶层的崛起》，徐子超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2002年版；许苗苗《大都市小空间——写字楼阶层与新都市文化》，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版。

跨越地域、全球通行的城市空间日益成为一套独特的表征系统，一种需要学习的话语逻辑，一个意义不断叠加的对象。都市画报、报纸副刊、娱乐消费类报刊、电影等伴随现代都市兴起的媒体，是形构都市文化、为都市空间赋予意义的重要手段。它们首先通过对城市的再现表达城市，提炼城市的符号意义，建立对话，谋求共识。由于在现代城市中充斥着大量外来者，分工明确且壁垒分明，在不同人群之中搭建理解和沟通的桥梁相对于传统社会组织更加重要。以城市空间为对象的新闻媒体对事件的报道、评价，媒体副刊中的文学、艺术作品，都为人们提供在自身日常生活经验之外，想象、理解、辨识城市的依据。大众传媒对于城市空间的改变不仅限于以内容表达、解释和传播，还不断以新形式影响并改变人们介入和体验城市空间的行为方式。若昂·德让通过17世纪以来巴黎的变迁揭示出大众传媒在现代城市诞生中的作用。她认为，正是传媒赋予城市时髦浪漫的个性，从平平无奇一跃成为引导时尚的魅力景观。以往，人们更看重城市的名胜古迹，罗马是欧洲城市旅游的首选；但这种情况却在17世纪末得到改变，那时“一种新的出版物诞生了，是一种专为徒步游客设计的袖珍指南和地图”①。这种可折叠的地图使城市空间本身成为一道风景，人们的旅行方式也从坐在马车里观望转为在城市的林荫道边漫步；而时装画等则使巴黎名媛的穿戴被整个欧洲名流竞相效仿。通过时尚穿搭指南，巴黎迅速成为欧洲最具时尚色彩的城市。②

通过媒介的分析和展示，城市空间在不同维度上丰富起来，逐渐变得立体；而媒介受众以个性化经历接受媒介信息，并想象彼此共同隶属于某个城市共同体。媒介对城市空间的作用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扩张都市空间。如德让所说，展示城市生活的细枝末节，并赋以其新颖、时尚和文化品位，使之带动流行风潮，甚至改变游客介入和体验城市空间的方式，让原本功能性城市空间变成丰富而引人向往的流行文化。另一方面，它又对城市空间进行筛选和简化。不同媒介拣选适合其表达方式的片面加以衍生传播，导致对城市支离破碎的片面印象。无论是作家狄更斯笔下灰蒙蒙的孤儿聚集地伦敦，还是摄影师马维尔胶片里静止不动却又用意分明的巴黎街道，城市在媒介的表达中被压缩和集中。即便是最引人向往的那些地方，也拥有一幅通行的面孔。这种由大众传媒塑造出来的“身份证”般的通行符号中，没有任何与个人情感相关的痕迹。就像罗兰·巴特笔下的艾菲尔铁塔一样，“像一块岩石或一条河流一样地存在着，刻版呆滞地像一种自然现象，其意义虽可不断加以置疑，而其存在却是不容争辩的”③。在现代媒介无数次的复制、传播中，一地的建筑被传播到全世界，变成去地域特征的通行符号，变成一种不具备任何个性情感的超级表征。通过这些媒介表征，都市空间成为人潮拥挤、繁华热闹的所在地；但同时，也带上了冰冷隔绝、拒绝沟通的含义，成为一个自我解释、自我容纳的对象。

03

互联网：超级媒介与空间的融合

城市空间的组织运作借助媒体，城市空间文化更依赖媒体。斯科特·麦奎尔在《媒介城市：媒体、建筑与都市空间》④一书里梳理摄影、电影到电子和数字媒体中的城市空间表达，认为城市空间体验的任何一次转变均与媒介的发展有重要的联系。在《想象的共同体》中，安德森声称正是传媒的发展将相互隔绝的人联系起来，使他们得以想象互不相识且毫无关系的彼此同属于一个民族国家。⑤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之所以具备启发性，也正是由于他在“感知的空间”（空间实践）、“构想的空间”（空间的再现）之外，将“实际的空间”（再现的空间）⑥引入研究领域。其所谓实际，就是不将空间作为抽象对象来看待，而是考虑到其所包含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虽然不可能改变空间的物理维度，却切实受权力支配，影响空间的使用和分配，因而对人类社会意义更大。由此可见，对国家、城市等抽象概念的认识离不开具体的个人经验和个人对媒介的解读方式——迄今为止，能够将个体经验和解读方式充分表达出来的媒体就是互联网。

互联网是超级媒体。这里的超级并不单指互联网在传递具体信息上的手段和速度的先进，而是泛指它的无限延展和再生能力。互联网的参与和表达，使作为空间聚落的城市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都市。它打消了城市空间范畴中经历与体验、介入与建构之间的界限。

 ①［法］若昂·德让：《巴黎，现代城市的发明》，第１页，赵进生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版。

②［法］若昂·德让《时尚的精髓》，第49页。

③［法］罗兰·巴尔特：《艾菲尔铁塔》，见《符号学原理》，第36-47页，李幼蒸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④ Scoot（年版）Mcquire. The Media City.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8.

⑤参见［美］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国家的起源》，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⑥［美］SOJI：《第三空间》，第83页。

互联网首先更改甚至颠覆了城市空间的生成次序。历史上城市空间的生成是专有的自上而下的意志体现，是皇权的表达。20世纪以来，随着城市规划成为专门学科，这个空间变成知识精英的话语场。这种话语权随着1933年国际现代建筑协会通过的《雅典宪章》得到确立。当时，巴黎城市再造者奥斯曼秉承着“生产线逻辑”①，即对空间进行专有划分和专门使用、理性分区，被确定为城市规划的通行原则；而大部分既不拥有权力，也不是知识精英的城市人群却因为媒介手段的缺失而不具备话语权。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城市居民的真实看法，但她的影响力依然来自其记者身份所具备的媒介话语权。互联网媒介具备呈现公众意见的能力，使城市空间的设计与生成得到反转的可能。因此，可以说网络以其强大的参与性和包容性，赋予人们塑造都市的力量。在拥有话语权的精英之外，公众对都市的理解和认同、对都市实践的参与和反馈，甚至日常生活片段的展示等，都通过网络媒体暴露在公共视野之中。都市不再是上层规划和精英文化的聚集地，大众以日常经验和活动参与都市建构。

作为多种媒介聚合体，互联网还以多种媒介表达手段将居民与城市空间更紧密结合，网民的行动记录构造城市空间。移动媒体更将人体本身变成城市空间有意味的注释，通过记录人们生活和行动的边界来勾勒城市形态。GPS卫星导航系统对于城市居民介入空间不可或缺——无论专业老司机还是初来乍到的新访客，导航和电子地图鼓励人们探索从未涉足过的地方：在语音指示的引导下，左转、右转、再向前……与致力于丰富城市形象的媒介不同，导航系统秉持工具理性，在它的电子地图中，城市的立体空间简化为排除所有杂质的清晰二维线条。杂乱的城市色彩也转变为过滤后简单的灰、绿、黄。高度抽象的电子地图还是意图分明、含义丰富的。通过实时路况颜色的变化，人们一眼就能读出空间的情绪：黑紫色地区拥堵严重，必然充斥着路怒、怨气和随时可能爆发的对骂；而嫩绿色地区一路畅通，高速公路微笑着展示出自由和爽快。可穿戴设备和社交媒介对城市空间发挥着类似的作用，但似乎更加和蔼可亲。社交媒体鼓励人们随时随地分享，小店的美食、大城的风景，看似无法移动的空间地点通过网民上传的打卡图文飞向无数终端。空间不再孤立零散，它们在手机上、在电脑里、在云端连缀起来，无时无刻不在生长和变换。可穿戴设备忠心耿耿地追踪足迹，记录心率、步伐、定位和轨迹；在试图回顾时，它可以还原并检索每一段行程；在需要帮助时，它可以发出求救信号。当然，这种如影随形的附着也存在威胁，英剧《黑镜》就对植入芯片发出了预警。然而，从全景监狱到数码跟踪，数字化联网定位轨迹一方面致力于安全和保障，一方面也让人无所遁形，没有人能判断它将带来什么。

通过将真实与虚拟结合、混淆的方式，互联网将以往两分的网络空间与空间特别是城市空间融合起来。在网络空间里，人的真实肉体虚拟化，变成数字节点；而每一个虚拟节点背后，则是人们真实的情感体验。那些由网络打卡族提供的图片、评论和攻略，虽然是数字搭建的空间，却已经被看作真实空间不可或缺的部分。它们既是公众的，依托于可对公众展示的网络；又是私人的，几个小小数字组合成密码，就将虚拟空间变成真实私人财产。网络空间，是网民最基本的虚拟财产，但人们对它的情感和权力主张却并非虚构。

04

无界：突破真实与虚拟的空间

两三年一换代的网络应用频繁更新都市空间再生产的各个细节，但有关网络与现实空间转换和相互介入的想法却并不新鲜。早在1984年的小说《神经漫游者》中，作者威廉·吉布森就已经创造出一个与现实生活并行却以数字和程序构造的、供人们自由穿行的虚拟网络世界。这个世界延续了我们习惯的现实世界中的层级，却赋予人类更迅捷的速度和更强大的动能。作者将网络与现实世界的地图叠印、重合起来，为早期幻想虚拟空间提供了可遵循的依据：“若是画一张数据交换频率地图，巨大屏幕上的一个像素达标一千兆字节，曼哈顿和亚特兰大会亮成一片纯白，随后开始闪烁，数据交换速度随时会超出这个模拟程序的负载，这张地图即将如超新星一般爆发。要降低亮度，加大比例尺。每个像素一百万兆字节。要到每秒一亿兆字节后，才能分辨出曼哈顿中城的一些街区，和亚特兰大老城中心周围上百年的工业园区轮廓。”②早期对这类空间的描述，无论冠以赛博空间还是虚拟空间之名，都是作为与常规意义上现实空间截然二分的对照；但如今，它已经与现实生活无缝联系，成为现实的一部分。

再向上追溯，虚拟和实际空间并非始终对立，人类对空间的认识和掌握自古以来经历着不断的符号化和虚拟化历程。从《山海经》开始，那临于西海之上的“招摇之山”，又东三百里的“堂庭之山”，又东三百八十里的“猨翼之山”就打开了虚拟空间的大门。这一时期，超越人们到达范围的空间无所谓虚拟与现实，仅通过口传和零星记录为人们认识；虽然在传播中不断损耗，却被笼统接受下来。

印刷文明在实体之外建筑虚拟的精神世界。它依赖高度抽象的文字和想象力，也因媒体到达力和受众理解力的不同而产生差异。印刷文明伴随科学理性和哲学对主客体的思考，主体和客体、现实与虚拟等概念两两相对，空间也随之截然两分。特定作者以文字、图像等手段对空间进行筛选和再现。在这类媒介中，城市空间是媒介的对象，受众在阅读、观看的过程中，需要顺从特定的媒介表达方式进行理解，以求切合作者原意，相当于霍尔的“编码—解码”。但即便在这一过程中，一些试图融合空间的媒体依然存在，如旅行中收集的纪念品、拍摄的照片、邮寄的明信片等；虽然自身只是小小符号，却将地方特性凝聚其中，并与旅行者对异地空间的虚拟权属联系起来。物质以符号表征的方式凝聚着空间。

列斐伏尔在文学、影视剧“构想的空间”基础上，为空间增加了社会关系。一种媒介提供一种人与外部的关系，从而构造一个与之相对的空间形态。作为集此前所有媒介表达方式于一身的互联网，提供了一种综合关系。通过它，都市空间被重新塑造，显示出每个人心目中的个性化形态。互联网中的城市空间超越或者抛弃了印刷媒体中的空间意义，变成充满日常生活的、排斥抽象解读的空间，甚至不再是媒介的对象；而是与之融合，从而自身具备媒介的表达和传播属性。人们在互联网上浏览某个城市空间的同时，也生成这个空间——并非单纯地生成网页里有关城市空间的内容，而是生成城市空间本身。从否定空间物理和符号角度看，网络中的城市空间就是索亚后现代都市中的第三空间。它是媒介拓展空间定义和认识的结果，是一种打破元叙事、打破所谓真实虚拟界限的认识方式。

在实体在场与符号在场清晰两分的时代，如果人在“沙县小吃”盘算着省钱，网络身份却在“马尔代夫”沙滩游艇一掷千金，会被看作笑话。然而，如果两者的界限不再那样分明。当网络资源权属分明，符号价值脱离物质实体，当有关空间的表征体系真正获得胜利之时，“沙县小吃”就将仅仅是一个单纯所指，不再具备能指性。毕竟，这样的未来并不遥远。如今跨国公司里，虚拟在场和实体到场一样重要，网络会诊、视频会议、在线直播，哪一项都不会因参与者肉身的缺席而减少工作上的协作。而在网民所游弋的那个空间里，自拍、签到、打卡以及社交媒体发布时有意留下的定位信息，更是让虚拟空间渗透日常生活。都市空间变成全球化的无所不在的即时概念。

当一种新媒体参与都市文化，都市空间就多一重新媒体特色。在互联网时代，草根网民的社交媒体意见、市民阶层的大众媒体经验与意见领袖的权威发布并置，都市空间形态也同时受到各类媒体塑造。社交媒体上的影像、评介、体验等，成为都市空间的必要形象。虽然在媒体权力层级中，印刷媒体、电子媒体等占据优先位置；但在公众排序中，网络上社交媒体的声音反而可能更有价值，甚至影响个人判断。不同媒体序列构成力量制衡，网络媒体参与都市空间塑造的过程带有革命性。在一人一票的点击量下，普通人的经验获得了与精英并置的机会。网络不仅塑形空间形态、变更空间概念，更变更人类对空间的定义和接受方式，使得虚拟空间和实体空间相互之间产生融合、混淆，这在城市空间里尤其明显。因为这里贯穿着设计、生产和符号，需要进行语言的媒介间互译。③那些在媒体中积极发声的人，承担起媒介间互译的角色。他们通过抢夺都市新空间（扩张的都市边缘新纳入的空间、未被知识权威话语占领的空间等）话语权力，将个人的解释加诸城市空间。由此，城市空间实现了反转。它不再是自上而下的，而是包容了多种声音。空间与非物质空间的冲突和接受、真实和虚拟空间的结合与并置，是互联网为空间拓展出的新向度。这种空间在强大的媒介中，以多元、多向的方式不断生长，构造我们的城市。

①Scoot（年版）Mcquire. The Media City.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8:81

②［美］威廉·吉布森：《神经漫游者》，第51页，Denovo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

③参见刘旭光：《都市文化与媒介———从符号与媒介的角度对都市文化的定位》，见《都市文化研究》2005年第1辑，第170-179页，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

（作者简介：许苗苗，北京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原刊责任编辑/责任校对：赵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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